学 习 参 考
第五期
中共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2017年5月2日
本期目录
(http://www.rmlt.com.cn/2016/0831/438650.shtml）…………………………… 2
2、创新扶贫模式 实现精准脱贫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428/c40531-29242240.html）………11
3、反腐败斗争还有哪些“硬骨头”需要“啃”
（http://www.rmlt.com.cn/2017/0427/471690.shtml）………………………………15
4、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http://www.rmlt.com.cn/2017/0421/470465.shtml)………………………………20
5、重温孔子的教导
（http://news.gmw.cn/2017-04/08/content_24158169.htm)………………………26
6、日本的垃圾分类：繁琐是为了给整个社会带来便利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0420/c35421-29224661.html)……30
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新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方法十六条
郭铁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思想深刻，切中要害。其中有关工作方法的内容，包括如何抓全局、如何抓重点、如何抓落实、如何抓节奏、如何抓法治等方面，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干部、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党委会工作方法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
如何抓全局
全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局部是指组成事物整体的部分及其发展的个别阶段。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又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全局功能大于局部相加，决定局部的发展；局部隶属于全局，但又不是全局的简单分解，关键局部的质变有可能改变全局的性质。习近平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局观运用于工作实际，创立了一系列抓全局的方法。
“局势事”工作方法：做好工作必须照顾全局、因应大势、着眼大事。“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照顾全局”就是识大体、顾大局，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采取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以取得总体利益和优势。“因应大势”就是遵循新陈代谢规律，把握新事物由小变大、旧事物由大变小的趋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促进新事物取得支配地位。无论是大局还是大势，最后都必须通过具体事项才能变为客观实在。“着眼大事”，就是抓住决定全局、引领趋势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大局上的优势变成客观现实。
“三天”工作方法：抓好工作要正确处理昨天的部署、今天的落实、明天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昨天、今天、明天的关系，昨天的要坚持下去，今天的要有所深化，明天的要取得成效；……今天的一切都必须顾及明天，明天的发展要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上。”这是十八大以前提出来的观点，十八大以后又有新的发挥。抓全局还包括统筹事物发展的全过程，考虑事物发展各阶段的性质和特点。事物的变化从量变开始，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量变导致部分质变，部分质变转化为根本质变；质变中又有新的量变。质量互变规律要求统观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既要注意阶段性，又要注意连续性。昨天部署了工作，今天就要落实、巩固、深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同时又要不断前进，今天的工作要为明天的发展打基础、做铺垫；明天的工作要在今天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五考虑”工作方法：规划全局，要突出考虑方向、主线、重点、措施、节点五个方面。“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三是抓住重点……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里讲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普遍适用于规划全局的工作。无论是做发展规划还是改革规划，首先，要确定战略方向，即分析形势，明确定位，确定战略愿景和战略目标。如果之前已经确定了战略方向或战略任务，那就要考虑如何落实。其次，要确定总体思路，即用什么理念、什么方法去实现战略目标，一般总体思路包括指导思想、重大原则等内容。总体思路也可以称为规划的主线或红线。再次，要确定重点任务，即通过重大计划、项目、工程等，把总体思路落实在具体工作中。第四，要确定举措，即采取财税、金融、法规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保证重点任务的完成。第五，要确定节点，把目标和任务分解为具体工作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明确分工和进度，按时间节点分步推进。
“五弄清”工作方法：制定有效的政策，必须“要弄清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抓全局还包括统筹事物之间、事物各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这就要求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通下达、统揽全局，处理好各政策之间的关系，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首先，要处理好整体政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所谓整体政策就是大政方针，统领全局。整体政策安排要考虑如何贯穿到具体政策中去，具体政策要考虑如何体现整体政策精神。其次，要处理好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环节之间不能交叉、重复，也不能相互脱节、断裂，更不能相互矛盾、对立。再次，要处理好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的关系。顶层设计要突出战略定位、战略方向、战略重点；政策分层要突出政策目标、政策对象、政策工具。第四，要处理好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既保证政策的公共性、普惠性，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相应的差异性政策，促进包容性增长。最后，要处理好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长期性政策追求的是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目标，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阶段性政策追求的是阶段性目标，目标实现以后需要及时调整。
如何抓重点
在具体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决定事物的性质，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一旦主要矛盾得以转化、获得解决，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习近平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学说运用于工作实际，创立了一系列抓重点的方法。
“三问题”工作方法：抓主要矛盾，要从突出问题、紧迫问题和群众利益问题入手。“解决‘四风’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一是要抓重点，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抓工作重点，就是抓主要矛盾。那么如何辨别主要矛盾呢？关键看是不是突出问题、紧迫问题和群众利益问题，群众利益包括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是突出问题、紧迫问题和群众利益问题，就是主要矛盾。抓住了突出问题、紧迫问题和群众利益问题，就抓住了工作重点。旧的突出问题、紧迫问题、群众利益问题解决了，就抓新的突出问题、紧迫问题、群众利益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四亲自”工作方法：“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四亲自”的工作方法，是“三问题”方法的延伸和深化。“三问题”方法的核心是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四亲自”工作方法的核心是怎样解决主要矛盾。光抓住主要矛盾不够，还要抓好主要矛盾的解决。对于重大问题的解决，领导干部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小事没必要事必躬亲，大事则必须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亲自抓，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抓出成效。
如何抓落实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之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必须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其中最基本的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习近平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运用于工作实际，创立了一系列抓落实的方法。
“一九”工作方法：做工作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陈云同志曾创立“九一”工作方法，即“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九一”工作方法坚持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的观点，强调在决策以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践上；“一九”工作方法坚持了认识回到实践、经过实践检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观点，强调在决策以后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践上。这两种工作方法都把实践放在首位，各有侧重，一脉相承，共同反映了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科学过程。
“五抓”工作方法：真抓实干必须“抓领导”“抓组织”“抓具体”“抓经常”“抓长期”。“五抓”工作方法是“一九”工作方法的延伸和深化。“一九”工作方法解决的是抓落实的力量配比问题，“五抓”工作方法解决的是怎样才能落实的问题。首先，领导是全局的枢纽，贯彻执行取决于“关键少数”；其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组织起来的个人具有无穷的力量；第三，细节决定成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第四，习惯主宰行为，好习惯始于日常教化；第五，坚持就是胜利，最后一环大于以前所有环节。
“敲钉子”工作方法：做事创业都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像敲钉子，一锤接一锤，钉牢后再办下一件事。事物的发展是质量互变的过程，从量变开始，逐渐积累到临界点，发生质的飞跃。事物的发展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曲折前进、螺旋上升，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因此做工作要有“敲钉子”精神，也要掌握“敲钉子”方法，脚踏实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且要有长期打算，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不气馁、不退却，保持定力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坚持到最后胜利。
“三创新”工作方法：实现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工作创新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从主体方面来说，要创新必须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提出新概念、新创意、新思路，也就是新的工作理念；理念的东西要变成客观现实，还必须实现第二次飞跃，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即借助新的物质手段——新工具、新载体、新平台等，把新理念变成破解工作难题的新政策、新举措、新办法；新政策、新举措、新办法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扎根基层，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开花结果。经过第二次飞跃，工作创新变成客观现实，它的意义更伟大，也是工作重心所在。
如何抓节奏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有轻重缓急、高低起伏、起承转合。习近平同志把事物发展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创立了一套抓工作节奏的方法。
“时度效”工作方法：做好工作必须“把握好时、度、效”。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转化的，但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没有条件就没有转化。所谓“时”就是条件，包括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当条件具备时，机会窗口打开；但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把握“时”，就是在机会到来时，当机立断，促进矛盾转化和事业发展。
所谓“度”，就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线，也称为质量交错线。把握“度”，就是对各种情况做基本的数量分析，研究各种事物的数量界限，找到事物质变的转折点，做到心中有数、收放自如、恰到好处。当条件不具备时，事物只能在质量交错线以下发展，不可能出现质变，这时不能急躁冒进，而应沉着稳进，否则就会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当条件具备时，事物出现越过质量交错线的可能，这时不能犹豫不前，而应奋勇前行，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所谓“效”，就是实际效果。把握“效”，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向转化，争取好的效果。在实际工作中，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变坏事为好事，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变失败为成功，变落后为先进，变过剩为畅销，变困难为顺利，变危机为机遇，等等，就是讲究效果；反之，则是不讲究效果，甚至是产生恶果。
“三主动”工作方法：做好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又不是简单的消极的反映，而是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即能够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预见、有所准备、有所作为，才能产生优势的节奏，占据先机，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主动权，才能先声夺人、先发制人，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打主动仗才能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得赢，被动只能挨打。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争取“三主动”更加重要，因为大是大非事关全局和根本，大局被动了，总体上就会走向失败的节奏。
如何抓团结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存在众多社会阶层和多种思想体系。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用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凝聚全国人民。习近平同志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创立“最大公约数”方法，以此团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大公约数”工作方法：“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就全社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最大公约数，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件件具体事情表现的。因此，落实到具体事情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需要不断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个过程就是人民民主的过程。面对社会公共事业和公共事务，只有坚持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的原则，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寻找最大公约数，还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由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又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矛盾与公约数之间是反比例关系，当利益矛盾缩小时，公约数变大；反过来，当利益矛盾增大时，公约数变小。公约数大小决定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和事业成败。因此，当寻找到的公约数不够大时，就要不断通过缩小利益矛盾，减少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形成最大公约数。
如何抓法治
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通过民主协商形成“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也是法治社会，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法律加以保护，必须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把依法治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创立了一系列抓法治的方法。
“二于”工作方法：开展工作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于法周延”是指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逻辑一致性，相互衔接、相互支持，而不交叉重复、离散矛盾。“于事简便”是指法律、法规、政策的现实可行性，条文明确、程序简单、操作方便，而不抽象空洞、模糊飘浮。不仅建章立制，做一切工作都应该于法周延、于事简便。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尊重规律、把握本质，从而使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路线，就要把中央精神、群众诉求、实际需要、新的经验有机结合起来，程序简便，方便群众。
“立讲守”工作方法：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这里的“规矩”是广义的，既包括宪法、法律，也包括规章制度、政策法规，还包括各种行为规范等，其中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社会主义是法治社会，通过法律等规矩保护人民利益，因此首先就要确立人民心悦诚服、先进文明的规矩，清除人民深恶痛绝、腐朽落后的各种潜规则，以正压邪；其次要大力宣传法律精神，大力提倡规矩意识，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潮；最后还要把规矩付诸实践，使规矩内化为群众的自我要求，变成每个党员和公民的行为习惯。
“咬耳扯袖”工作方法：对干部身上出现的不健康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通过反馈、谈话、教育、警示、诫勉，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抓早抓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干部作风、品质的蜕变也是如此，并不是在一个早晨变坏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目的，不是处理腐败的干部、党员，而是保证干部、党员不变质，重点是治“未病”。因此，当干部身上出现不健康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要及时咬咬耳朵，即同他交心、谈话，提醒、劝戒他回心转意，以正念战胜邪念；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要扯扯袖子，即向他表明反对的态度，及时阻止、纠正他的错误行为，不致发展为腐败，从而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技指标研究会副理事长，创新中国智库首席专家）
创新扶贫模式 实现精准脱贫——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开发工作重要论述的思考与实践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17年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充分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今后几年，我国脱贫攻坚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区域攻坚重点，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深入领会中央精神，落实各项部署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冲刺期”的形势和挑战，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以创新精神探索扶贫模式、完善体制机制，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确保打赢扶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使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得以保障，是中央确定的一个重大目标。
我们党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部分省区贫困发生率还超过15%，这些沉甸甸的数字，凸显了扶贫脱贫形势的严峻性。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增长速度换挡的经济新常态阶段，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阵痛，但是如何确保不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是一个重要课题。自然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也要考虑。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市场波动，都会增加贫困户的生产经营风险，影响扶贫对象脱贫，加上有的贫困户脱贫后又因病因残等造成新的贫困或者返贫现象。而且，剩余贫困人口总量大，贫困程度比较深，脱贫难度增大。少部分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一部分扶贫对象面临的是非收入贫困问题。农户贫困与地方政府的相对贫困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可用于扶贫开发的财政能力，也影响地方政府撬动金融资源扶贫的能力。能不能啃下剩余脱贫任务的“硬骨头”，是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考验。
以创新精神推进扶贫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为什么要“超常”？算起来，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时间十分紧迫，按照过去30多年年均减贫600多万人的速度计算，到2025年才能实现目标。所以如果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很难按期完成任务。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以创新精神探索扶贫模式、完善体制机制，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加快贫困群众的脱贫步伐。
以创新精神推进扶贫开发，首先要有正确的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完善规划，分类指导，找准突破口，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生态旅游则生态旅游，真正把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好，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上。以江西省萍乡市为例，近年来按照突出产业扶贫、体现地方特色、选准产业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优势、实现扶贫转型升级的要求，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精品粮油、高效蔬菜、健康畜禽等贫困户能直接参与、直接受益、稳定增收的产业项目，并且开展了“百企帮百村”社会扶贫行动，组织全市108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对帮扶全市108个贫困村，启动乡村光伏、电商、旅游等新兴业态扶贫模式，既培育、壮大了当地龙头企业，发展了特色生态农业，挖掘了旅游资源，帮助贫困农户获得了稳定的增收致富项目，更增强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进城进园就业、自我发展创业的能力素质。从中可见，脱贫攻坚关键是看有没有找对路子，有没有锲而不舍地干下去。
以创新精神推进扶贫开发，还要千方百计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江西省萍乡市坚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协调推进，统筹贫困地区一体化发展，为帮助扶贫对象建设美好家园、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小康成果，实施了精准改善条件扶贫。例如，在抓好易地搬迁扶贫过程中，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众采取就近搬迁安置、跨区域安置、县域内统一协调安置、依托工业园区安置等模式，稳步推进移民搬迁工作，并将贫困户纳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危旧房改造，解决安居问题。
以创新精神推进扶贫开发，更要加强脱贫攻坚的精细化管理，把各类资源和要素配置好、利用好，确保取得实效。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加强监测评估、实行动态管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少地方在精细化管理上有着良好的实践和经验。比如，江西省萍乡市按照“鼓励摘帽、政策保留”的思路，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建卡和动态管理，完善进退机制，使已脱贫者及时退出、真贫困者得到最大限度的扶持和帮助。建立精准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测和评估，确保项目质量、资金安全和项目效益。深入了解贫困特点和原因，提高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能力，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使扶贫帮困真正扶到关键处、帮到点子上，确保扶贫取得实效。
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需要我们着力构建责任体系、完善推进机制、强化督察巡查、严格考核评估，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见实效的关键是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把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把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干事能力和工作作风，既要运筹帷幄，也要冲锋陷阵，切实解决好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措施不落实等突出问题。这方面，江西省萍乡市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好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市、县（区）、乡（镇）、村层层签订脱贫攻坚任务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并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目前已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各部门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有55位市级领导带领市直单位定点帮扶55个贫困村，同时各相关部门协力合作，并且专项督查，有力促进了工作落实。
见实效是检验的标尺。打赢脱贫攻坚战，空喊口号、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干不行，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也不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就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必须以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来检验我们的行动。脱贫工作做得好不好、贫困群众有没有脱贫，不能自说自话，要让当地群众自己来评价，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在实字上下真功夫、硬功夫、苦功夫，再硬的脱贫攻坚硬骨头我们也一定能啃下来。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盼，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以“但愿苍生俱饱暖”的情怀踏踏实实为民造福，以愚公移山之志苦干实干，我们的小康路上就决不会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就能够交上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摘自《经济日报》）
反腐败斗争还有哪些“硬骨头”需要“啃”
任建明
十八大以来，经过四年多的持续高压反腐，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腐败从总体上得到了控制。但是，要想取得反腐败的持续成效，还将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
“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反腐败开始进入新阶段
在讨论未来反腐败进程中将要面对的挑战之前，需要先对“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的含义有准确的理解。不能任意夸大，更不能盲目乐观。这一提法属于宏观的、战略性的。从战略维度来看，其判断是很准确的，关键是要做到理解准确。腐败和反腐败属于两种势力的对抗或竞争。从战略角度看，对抗或竞争的态势不外乎三种：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压倒西风、二者相持不下。回到腐败和反腐败议题，就要看到底是哪个占上风，还是两者相持不下。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生一个根本性转折，实现由腐败占上风到反腐败占上风的转化呢？那就是要看能否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或腐败增量。以驾驶汽车为例，就要看加速度能否从大于零降低到零，进而变为小于零，其间，零是个关键值。其实，人们更为耳熟能详的是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准确描绘了抗日战争的战略进程，包括三大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用这个做比喻，说“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就意味着反腐败的“战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防御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直到十八大前）之后，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经过了四年多的相持阶段，终于开始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必须对反腐败的阶段性胜利有清醒的认识，完全战胜腐败共需要走三大步，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虽然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但展望更困难的不能腐和不想腐，在未来的反腐败进程中肯定还少不了艰难险阻。
从初步实现“不敢腐”到完全实现“不敢腐”将要面对两大挑战
经过十八大之后持续四年多的战略相持，我国终于得以在反腐败斗争中首度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实现这个转折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沾沾自喜，更不能误认为已大功告成、水到渠成。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旨在告诫人们末路之难，应认真对待，切不可大意。审视反腐败前路，确实还有一些严峻的挑战。从初步实现不敢腐到完全实现不敢腐，就至少要面对两大挑战。
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直至改革到位的挑战。何以彻底释放出反腐败的威慑力，让人们不敢腐？最重要、最可靠的保障是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反腐败机构及其体制。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腐败分子日益疯狂猖獗、“前腐后继”？关键原因就是反腐败机构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很多腐败官员早就看穿了我们反腐败体制上的要害问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把我国监督官员的体制形容为“牛栏关猫”。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胡长清、胡建学只是副部级、正厅级官员，照此来看，官大到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这样的副国级，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干出无法无天、惊世骇俗的坏事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不仅我们国家有过这样的情况，往日的新加坡和我国香港，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何以改变这种状态？答案无他，就是要改革反腐败机构体制，让反腐败机构“猛如虎”。
反腐败机构因何可以“猛如虎”，让腐败分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深深的恐惧，以至于轻易不敢实施自己的腐败行动计划？笔者通过相关的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最终让反腐败机构同时具备四大特征，即：独立、权威、廉洁、专业。 换句话说，只有全部具备了这四大特征，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改革才算到位。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在纪检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实则不易，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试点；纪检体制改革已在“双重领导”体制上有所突破，但反腐机构的独立还未完全实现，离四大特征全部实现还有一段距离。
任何既有的体制都会形成惯性、形成既得利益群体。因此，自古以来，变法或改革都十分的艰难和艰险。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变法者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当代中国，虽不至于此，但改革背后的勇气担当、刀光剑影、力量斗法、权谋策略一定是少不了的。完全可以想象，要把我国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到位，一定还是一场硬仗，一定还会面对相当大的挑战。
清除腐败存量的挑战。我国当下的腐败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蔓延和积累的结果，存量是相当大的。鉴于这个特点，要想让人们彻底相信不能再腐败，或变得不敢腐，就必须把人们身边的腐败存量予以清除。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用事实教育人们。十八大以来，治理力度那么大，又不断加强，可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不断以新的变种再次冒头。其背后的因由就在于腐败存量的挑战。面对存量问题，如何才能清除？如何才能消化呢？清除策略、措施不当，会不会伤及国本？这些都是相当复杂、两难的问题。
从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形势来看，虽然清除腐败存量的挑战还相当复杂和严峻，但习近平总书记早就讲过，要坚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对腐败零容忍。这些话所代表的目标要求既是向腐败“存量”的宣战，也是最终完全实现不敢腐的前提条件。
实现“不能腐”和“不想腐”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一，要应对我国权力制度体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目的是要实现不能腐，而反向的问题就是：人们究竟为什么能够腐败呢？腐败为何能蔓延到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权力制度体系及其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权力不仅限于公共权力，而是指所有的委托权力。通俗地说，委托权力就是任何为一个机构工作的个人手中所拥有的或多或少的权力。公共权力是那些为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工作的人手中所拥有的权力。人们很早就对公权力予以关注，关注度也最高。殊不知，为任何机构，包括私营企业、大学、医院、甚至民间组织等工作的雇员，也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权力都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衍生出来的。公共权力是委托权力中的一种类型。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公共权力很大，很容易腐败。其实，非公共权力的其他委托权力也可以很大，也很容易腐败。因为只要是委托权力，其背后的腐败逻辑都是一般无二的，不同类型的委托权力也不必然具有腐败风险程度上的显著差异。
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权力较为集中，甚至有时掌握在部分个人的手中，而缺乏必要的制度或程序的制约；二是缺乏问责机制。因此，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就变得很容易，且不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权力腐败风险高且普遍的基本原因。因此，基本对策就是要对我国的权力制度体制实施变革。一方面，在能够找到好的制度的情况下，就要坚决把权力交给制度。另一方面，若实在找不到好的制度，或制度暂时还不能全部替代人，就不得不在人和制度之间实施分权。这时，一个底线要求就是不能把“终裁权”保留在个人手中。一般性的建议是可以把“倡议权”赋予个人，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但一定要把“终裁权”交给制度或另外的人——通常是一群人，且基于程序设计，让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对该“终裁权”形成垄断或处于支配性地位。
俗话说，知易行难。获得这些认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关键是做起来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做，也并不是有什么技术上的困难，而是源于人的态度和动因方面的阻力。多年来，我国在政府领域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把权力交给制度”，或者“引入市场机制预防政府腐败”的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招标投标制度等。虽然领域不同，但使用的制度都是一样的，就是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其实，在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领域，我们曾经尝试使用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也都是这个制度。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制度发明，使用也最为广泛。理论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它是个好制度。用经济领域的话说，就是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
实际上，我国不仅在建筑工程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实行了这样的竞争机制，甚至还为此颁布了国家法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腐败问题在这些领域依然存在。为什么呢？表面上看是把“权力交给了制度”，但实质上制度被架空，权力依然保留在个人手中。至于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试点公开、公平竞争制度就遇到了挫折，虽然背后原因比较复杂，但人的阻力肯定是一个主因。在个别的领域实施革命性变革都如此的困难，要把这样的制度革命推广到全党、全国、全社会，短期来看，确实仍有困难。
第二，建设激励导向的基础性制度的挑战。如何实现不想腐？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诉诸于教育，以改变个体的动机、态度、价值甚至是理想和信念。这种看法虽然不全错，但还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教育在不想腐上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也很不可靠。而最可靠、最重要的措施则是建立基础性的、具有激励功能的制度。实际上，从政府来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以及经过特殊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基于公开、公平竞争规则而建立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都是十分基础性的，可以发挥出巨大激励作用的制度。
总之，当前我国的制度建设仍然充满着挑战。事实上，有些领域的好制度早已经被一些或少数国家发明出来，我们只需要认真取经、取到真经，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设计出一套新的好制度，并且富有策略性地予以推行，就一定能取得反腐败的最终成功，实现廉洁政治。（摘自人民论坛网，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姜迎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某些方面曾经存在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扭转。科学把握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主要特点，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定位科学：认清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是否科学。所谓科学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执政党能够科学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定位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体现了意识形态在整个上层建筑中的特殊地位，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意识形态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它在整个上层建筑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削弱和动摇都会给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带来严重影响，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受到破坏。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当代中国，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可能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失败的根本性错误。而颠覆性错误往往首先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这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及其极端重要性。由于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加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时要超过经济领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交叉影响，这就使得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比经济工作更复杂、矛盾更尖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筑牢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思想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等其他工作的关系，才能有效防止意识形态工作失之于宽、松、软。
路径准确：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找准路径是意识形态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防止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与生动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脱离，要防止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成空洞的说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找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使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更扎实、更富有成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和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大大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坚定理想信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个正确方向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任何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而批判错误的改革观，特别是自由主义改革观是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方面，因此，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要同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针对全盘西化、全面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改革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坚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同样需要与错误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否定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式民主的宪政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近年来，司法部门在处理损害英雄荣誉的案件中，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使英雄的荣誉得到维护、损害英雄的人受到惩处，有效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歪风邪气得到有效整治、党的优良传统得到弘扬光大，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了。由此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同样密不可分。如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和人民不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忠诚，势必会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削弱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这必然会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陷入被动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新时期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路径。
重点突出：通过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推动事物发展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要注意全面掌握情况、把握总体形势，同时也要能够抓住重点，通过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对新闻舆论、文艺、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加大意识形态建设力度，使这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并通过重点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带动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断可以看出，必须切实做好新闻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由此可见，新闻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方面，做好新闻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新闻观逐渐在我国传播、蔓延，有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味追捧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观念，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加强新闻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明确了政治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做好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有针对性地指出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针对文艺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
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针对互联网上存在的种种意识形态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成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这就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网络空间“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得到显著加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传播正能量、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之一。
措施严实：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强化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坚决守好“责任田”。通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推进，形成了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各级党委（党组）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高的位置，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中共中央于2015年8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政治巡视列为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些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失责的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处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这些规定既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高压线”，又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旗帜鲜明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问责、监督范围，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摘自人民论坛网，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重温孔子的教导
唐翼明
中国要复兴，要真正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必须到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中去寻找智慧，挖掘资源，一切外来的好东西都需要嫁接在中国自己传统的根上。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落实到政教层面和伦理层面的部分，无疑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因此继承和发扬传统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传统。尤其是面对今天我们社会存在的如诚信丧失、学术不端等恶习，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即孔子的思想，不失为治本对症，又乐于为中国老百姓接受的良方。
孔子的教导对于中国人具有永恒的意义，并不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这正如耶稣的教导之对于基督徒、穆罕默德的教导之对于穆斯林。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孔子的学说给以现代的诠释和必要的转换。
重温孔子的教导，我以为下面四个方面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
（一）仁与礼。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仁就是爱人，也就是把人当人看待，视人如己。仁以培内，养成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与人为善。礼是秩序，是社会的行为规范。礼以约外，约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能够井然有序地运作。礼要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礼以仁为本，内心有仁，礼才不会流于虚伪。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见《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见《论语·阳货》）
仁与礼显然并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好是今天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当前的种种矛盾与问题，除了体制方面的因素，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心中和社会伦理中仁与礼的普遍缺失。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孔子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思想，提倡做人要行仁，要讲仁爱、仁厚、仁心、仁术，也就是要与人为善，做好各行各业的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要守礼，讲规矩，不越分，尊上抚下，敬老爱幼，遵守公共秩序，行为举止文明，有礼貌。
（二）忠与恕。在孔子的教导中，忠就是为别人做事尽心竭力，也就是曾子说的“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忠。狭隘的忠君思想是后世法家渗入儒家以后产生的扭曲，并不是孔子的原意。忠的意思用现代话讲，就是努力做事，诚恳待人，即敬业、尽责。恕则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亦即宽容、平等。忠是从积极方面讲爱人，恕是从消极方面讲爱人。忠和恕合起来就是行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而曾子则解释为“忠恕”（见《论语·里仁》第15条）。
忠与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恰是目前中国人最应提倡的品质，需要我们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官员不作为，办事不力，就是不忠；各行各业从业者工作不认真，敷衍塞责，也是不忠；对人轻诺寡信，不尽心，也是不忠。遇事总是从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出发，不考虑别人，不体谅别人，就是不恕；对人求全责备，不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得理不饶人，抓住辫子不放，也是不恕；不懂得宽容，听不得不同意见，也是不恕。凡此种种，在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许多冲突与悲剧皆因此而起。大力提倡忠恕的精神，才能把这些冲突与悲剧消灭于无形。
（三）诚与信。诚是由衷，不欺骗（不自欺、不欺人）、不作伪。信是可靠，守信用、重承诺、守时、说话实在、不浮夸。诚信二字义近，都从“言”旁，《说文解字》中二字互训：“诚，信也。”“信，诚也。”所以现代汉语中“诚信”组成一个词，基本意思就是诚实可靠、言行一致。
诚与信是孔门教义中极其重要的成分。儒家四书中的《中庸》特别强调“诚”的重要，说：“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孔子特别重视“信”，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诚信却成了稀缺之物。讲话不实在，许诺不兑现，打广告夸大不实，写文章标题吓人，做事情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甚至满嘴忽悠，到处骗人，损人利己，不以为耻。种种怪象，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严重危害社会。所以重温孔子的教导，大力提倡诚信，是疗治目前社会风气最迫切的药方。
（四）孝与悌。“孝”是儒家提倡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家庭要和美，上慈下孝是基本的伦理。上不慈下不孝这个家庭就乱了。但是“慈”容易，“孝”不容易，世上慈父慈母多，孝子孝女少。因为“慈”是天性，“孝”却不是。天下父母很少有不疼子女的，不要说人，连动物都是一样。这只能说是造物主赋予生命的本能，是物种绵延的必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这种本能自然更加强烈。但是造物主却没有赋予生物疼爱父母的本能，因为这对物种的绵延没有影响。
在本能这一点上，人和动物其实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人除了本能以外，还有理性。人构筑了社会并且生活在社会中，懂得只有社会好，个人才能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建设好的社会，必须先建设和美的家庭，要有和美的家庭就必须上慈下孝。人除了本能和理性之外，还有灵性，懂得敬畏，懂得感恩。一个人的生命来自父母，成长过程也离不开父母的养育，所以，生而为人，应该敬畏父母、感激父母，也就是孝顺父母。
但是本能的力量很强大，而理性和灵性却不是人人强大，这就需要提倡、需要教育。孔子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特别提倡“孝”，而且强调孝是“仁”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他还有可能爱别人吗？一个社会如果连家庭伦理都不讲，还可能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吗？
与“孝”相类的观念还有“悌”（音替，古代也写作“弟”），意思是敬爱兄长，引申为敬爱比自己年长的同辈。孔子的高足之一有若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欤）！”孝与悌是一个人行仁（即为仁）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从身边的人爱起，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做起，才能把仁爱之心推及他人、推及社会、推及人类。
中国传统道德重孝（包括悌），这不是落后，而恰恰是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孝德向全世界推广，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
“五四”时代批判传统文化，出现一些“非孝”的言论，其实是偏颇的。“五四”以后应该加以纠正，但后来不但没有纠正，反而在偏颇的路上越走越远，“文革”中竟然出现子女批斗父母的极端行为，对世道人心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现在拨乱反正，亟须从提倡孝悌做起，家庭、社会才有可能重新和谐起来。
孔子的教导当然不止以上四端，但以上四端有关人心、伦理、道德，是建设社会的基础，实为当务之急，故必须首先重温之，着重提倡之。（摘自《光明日报》，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日本的垃圾分类：繁琐是为了给整个社会带来便利
许永新
刚到日本的时候，垃圾分类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是哪种垃圾，垃圾收集的时间因所居住区的具体要求而异，不同垃圾分好类后能够扔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地点也会不同。如果错过了垃圾收集日，就只能放在家里攒着，忍到下一个规定日期再放到指定地点。不按规定随意乱扔的话，还有可能被管理人员找到家里甚至受到相关处罚。因此，在日本生活，扔垃圾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日本也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其实，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出来的合理解决方式。日本在环境问题方面是有过沉重教训的，50年代先后出现的水俣病和痛痛病，都是因为工厂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6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随着收入增加，排放的垃圾总量与工业废弃物也大量增加，甲基汞和金属镉带来的有害垃圾引发公害，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大量生产的塑料产品也造成大气污染和公害。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立法机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相继出台及修改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及处理进行规范化，使得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
日本垃圾分类细致讲究多
在日本，垃圾分为普通垃圾和工业垃圾两种，这两种垃圾有着严格的区分。本文主要介绍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垃圾。
以记者居住的东京都品川区某地为例，这里周二、周五可以扔可燃垃圾，主要包括厨余垃圾、沾有油污的塑料容器、皮革橡胶制品等。周三可以扔资源垃圾，主要包括报刊杂志、塑料瓶、干净的塑料容器、盛饮料的玻璃瓶和金属罐、干电池等。其中塑料瓶需要取下瓶盖、去掉标签并且冲洗干净。并且扔垃圾的地方也与其他垃圾有所不同。周四可以扔陶瓷、玻璃、金属垃圾，这些垃圾在其他地区也称作不可燃垃圾。扔的时候原则上要放到透明的塑料袋里面，实际操作中既有使用专用垃圾袋的，也有使用超市购物袋的，因为日本超市及便利店多数是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扔的时间要在当天早上8点之前。如果要扔像家具一类的大件垃圾需要根据大小购买相应金额的垃圾处理券。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全国各地垃圾分类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各地要求也会有所区别。
东京都环境局资源循环推进部一般废弃物对策科科长新井进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东京都内垃圾分类与处理方式也都各不相同，都是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的政策，在垃圾分类方面，东京城区（23区）反而落后于周边地区。
处理垃圾同时注意环境保护
可燃垃圾最终需要送到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此前，人民网记者曾专程到位于东京的涩谷焚烧厂进行采访。尽管工厂就位于人口密集的市中心，但没有浓烟和噪音，也没有难闻的味道，表面看来与普通工厂并没有区别。燃烧产生的废热、灰渣、有害气体和污水被分别导入不同的处理系统。废热被用来供热和发电，有害气体和污水需再进过多次处理才能对外排放，灰渣在利用磁铁回收无法燃烧的铁物质后进行再利用或是填埋处理。
东京大学环境系统学博士在读的孙露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焚烧垃圾会产生有毒物质二噁英，造成环境污染，对其进行无害处理的成本会比较高，日本因为有严格的监管才保证了没有造成环境问题。
日本环境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噁英在大气与水中的含量正逐年降低。
垃圾箱将会淡出历史舞台
记者注意到，同样是东京地区，有的地方设有垃圾箱，而有的地方则完全没有，只要扔到地上就行了。对此，新井科长介绍说，有垃圾箱是以前为了方便倒垃圾设置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很难进行垃圾分类处理，什么都放到里面去，谁都可以丢弃，也不知道是谁扔的了。一些地区目前采用的每家都把垃圾放到自家门前的这种方式，优点在于如果扔错的话，就可以轻易分辨出是哪家的并与其进行商谈。他谈到，城区目前还没有那么严格，但在东京西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取消垃圾箱，并逐步开始对扔垃圾进行收费。虽然都是各地政府自行决定的，但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不用垃圾箱，而是进行细致分类。新井科长说，现在总体的趋势是，对于不能再生利用的垃圾，要么使用统一的收费垃圾袋，要么超过一定量的话（东京城区是10公斤）就要付费，以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建设循环型社会成果显著
日本在2000年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提倡3R（Reduce：减少排放，Reuse：重新使用，Recycle：再循环利用）原则，国家鼓励采购、使用循环再利用的商品。这一措施已经收到了成效，日本环境厅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00年之前，日本的普通垃圾与工业垃圾排放量逐年递增，尤其是经济高度增长期（60年代至70年代）与泡沫经济时期（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急剧增加。但在2000年之后，由于垃圾分类以及各种再循环利用的推广，逐步形成循环型社会。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及经济发展周期等影响，普通垃圾与工业垃圾排放量呈现减少趋势。
垃圾分类如何保证执行？
在日本乱扔垃圾属于违法行为，个人违反者最多可能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罚金（包括未遂在内）。严格的垃圾分类能够顺利地执行下去，健全的法律制度只是一个方面。孙露博士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表示，日本小学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参观垃圾处理厂，每个小学生都会去几次，平时老师也会告诉学生们垃圾应该分类。在垃圾分类开始的初期阶段，很多大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并不愿意分类，但孩子因为在学校里受过教育，反过来会教大人，带动大人进行分类。这充分体现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日本非常重视环境教育，有专门的学科，还有博士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垃圾分类的发展方向是不产生垃圾
日本的垃圾分类及处理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于人民网记者的这一提问，新井科长表示，目前日本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健全，垃圾分类也在不断推进，该做的工作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东京的垃圾排放量正在逐年减少，居民环保意识正在增强。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由如何处理垃圾转变为资源的循环利用，考虑如何珍惜有限的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向着不产生垃圾的方向努力，从制造阶段就制造更耐用的商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2条提出，未来的世界生产和消费都是可持续的——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这是日本今后新的发展方向。（摘自人民网）
